深圳职业学院:高职院校中的清华北大

深圳职业学院汽车与交通学院汽车专业的学生正在进行课堂培训。

摄影/本刊记者徐大伟深度职业学院:清华北大学报记者/来自高职院校的徐大伟于2019年7月29日发行了909期《中国新闻周刊》:“今年,招生规模扩大了100万。学习什么专业和课程非常重要。100万英镑是一个战略性人才储备,但经过培训后,对招生扩张目标是否有点遗憾?”7月5日,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深圳职业学院)举行的主题为“人工智能背景下的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研讨会上,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协会会长、前教育部副部长卢鑫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引发了对中国职业教育未来转型方向的冷思考。

“大量通过标准化培养的人才最有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标准化人才主要是职业教育人才。

“深圳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陈秋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种危机感源于对人工智能时代将对传统职业教育产生直接影响的预期。

陈秋明认为,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对高等职业教育提出了重大挑战,也是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走上正轨的机遇。

这意味着谁变革早,谁变革好,谁就能引领职业教育的发展。

这所顶尖的职业学院正在“回答问题”,如何抓住工业人才需求的新趋势,提前适当制定学校的发展战略,争夺新的专业。

专业转型:深圳职业学院(Shenzhen Professional College)是继工业“舞步”之后于1993年成立的,多年来一直被评为中国第一所综合竞争力较高的高职院校和高职院校中的“清华北大”。

作为我国高职院校的“旗手”,早在2016年,深圳职业学院就提出探索人工智能背景下职业教育专业转型和课程转型的策略和路径。

陈秋明认为,高职院校的“转型”主要是人才培养的创新,而人才培养的创新主要是专业的转型。

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深圳职业学院新一轮转型的战略方向。深圳职业学院的转型理念是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在为新兴产业开设相应新专业的同时,改革和提升传统专业。

今年4月,深圳职业学院成立了一所人工智能学院,开设了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虚拟现实行业的多个专业。

陈秋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新专业是为了满足未来新兴产业的需求,所以有必要提前规划布局。

2018年,深圳职业学院设立或调整了17个专业领域。

例如,早在2016年,深圳职业学院就开始规划开设虚拟现实应用技术(VR)专业,并于2017年成功开设方向和招生。

2018年9月,教育部正式宣布将虚拟现实加入《普通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目录》。深圳职业学院将虚拟现实升级为虚拟现实,成为全国第一个高职虚拟现实专业。

如果人工智能学院的建立是一场以产业转型为目标的“自我革命”,那么在新的产业发展模式下,推动传统专业的转型就被视为一种“占便宜”。

深圳职业学院与平安科技合作成立金融科技学院,结合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传统金融专业的转型升级。与阿里巴巴建立数字贸易研究所是为了推动传统商务外语和国际贸易专业的数字化转型。

陈秋明认为,传统职业教育是大规模工业生产方式条件下的产物。然而,当智能时代到来,原有的培养模式遇到瓶颈时,高职院校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亟待考虑的问题。

陈秋明认为,高等职业教育必须提高人才培养的准确性,直接开设课程以满足行业需求。

然而,设立一个新专业就像探索一次未知的航行,充满挑战。

“人工智能绝对是一大挑战。如果做得不好,它将成为一个噱头,而不是一个专业。

深圳职业学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杨进峰坦言,人工智能是一门多学科的专业。虽然三年制专业学制和四年制本科学制只有一年的差距,但仍然有很大的差距,这意味着两者在课程体系和难度上存在差异。

深圳职业学院人工智能学院的教学理念是“理论浅、应用强、注重技能、实战”。课程体系建设是重中之重。

基于长期的职业教育经验,深圳职业学院对职校学生的学习倾向有着清晰的认识,即职校学生的思维方式是形象思维,重动手而轻理论。

杨进峰认为,与本科教育强调理论和基础相比,高等职业教育的课程必须是“逆序”的。

以人工智能学院为例。在课程设置方面,体验式教学先于理论教学。“你先学会如何演奏,学会如何演奏,然后我会教你它的原理是什么。

”杨进峰说。

基于高职院校的教学实践,“逆序”培养模式“重应用轻理论”,通过实践训练巩固知识,有利于技能的培养。

教材的开发已成为新专业建设的另一个起点。

杨进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教材体系建设亟待加强。

“前提是先考虑如何构建课程体系,然后再考虑如何在课程体系下开发和构建教材。

杨进峰认为,课程体系是专业的“骨架”,教材是“血肉”,模块化课程体系使培养专业个性化成为可能。

在人工智能学院的课程体系中,每门课程都像一个积木。学习不同课程的过程类似于“积木”。学生通过分层教学以先进的方式学习。通过不同课程的组合和相应的课程评估机制,他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专业优势和发展方向,这与就业直接相关。

以人工智能研究所为例,学生的培养目标是从事人工智能产业链中的技术服务和操作维护,而不是产品研发,专业设置对应于人工智能产业相应产业链的基础层。

深圳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陈秋明认为,如果高职院校像普通教育一样,为整个链条培养人才,结果将一无所获。

职业教育应瞄准链条中的某一环节,进行人才培养,形成自己的专业。

深圳职业学院的另一个经验是让一流的工业企业参与专业课程的设置。

陈秋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深圳职业学院的课程不是闭门设计的,而是应该与一流企业讨论。

深圳理工大学与平安合作成立的金融与技术学院增加了九门新课程。

与阿里巴巴建立的数字贸易学院在原有课程中增加了六门课程。

“它直接针对企业的需要开设课程。

”邱晨坦白道。

深圳职业学院领导层一致认为,必须与一流的工业企业合作,“因为它们拥有最先进的技术。

”邱晨坦白道。

认证体系:企业标准的引入是华为在深圳职业学院校园招聘的第三年,经过13年的校企合作。

2006年,深圳职业学院和华为开始尝试合作培训。

深职院副校长马晓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选择跟华为合作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面对IT与CT产业的融合趋势,该校以电子类的课程为主的通信专业面临专业转型的需要。深圳职业学院副院长马晓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选择与华为合作主要基于两个考虑。首先,面对信息技术与计算机产业融合的趋势,以电子课程为重点的学校通信专业面临着专业转型的需要。

二是解决学生职业资格证书市场接受度低的问题。

马晓明回忆说,当时,学生们主要是拿程控交换机调试和无线电终端证书。所涉及的技术已经过时,深圳职业学院希望将企业证书引入学校。

2006年,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通信技术专业申请了一个重点项目。重点是通过与华为的合作,加强通信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这已成为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与华为合作的开端。

深圳职业学院与华为公司相关部门组成专业的信通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教学团队。

在合作中,深圳职业学院发现华为公司的岗位群以工程师认证为中心,所有华为工程师都认可该系统的技术水平,并通过考核获得提升。

华为有自己的工程师认证系统。为实现学生就业的无缝衔接,深圳职业学院必须按照华为的工程师认证标准培养学生并开发相关课程。

深圳职业学院开始探索建立与华为认证机制相联系的信通技术课程体系,但问题立即出现。

华为的工程师认证面向信息和通信行业的在职工程师。大多数受训者都具有学士或以上学位,并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然而,深圳职业学院的大部分学生都是没有专业基础的“小白”。华为的认证课程体系不可复制。

马晓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6-2008两年间,深圳职业学院对相关课程进行了大量改革,将原来以电子技术为主的课程体系转变为围绕华为认证的课程体系,形成了“课程与证书共存共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即从零开始根据深圳职业学院学生的实际情况优化课程,建立分段、分类、分层的课程与证书操作系统。

根据华为不同的认证方向,深圳职业学院确定了不同的课程模式,双方编制并分享了教材。

此后,华为还将提供实习和就业机会,并为深圳职业学院的全职信通技术教师提供技术培训,以确保教职员工在技术和行业方面的“新鲜感”。

马晓明认为,这种合作模式的成功在于将原有的工程师培训体系转变为职业学校学生的学习计划,将企业认证证书与学校的课程教学相结合。在这种制度下,学生自然会成为工程师,企业可以通过认证后立即聘用。

另一方面,长期合作将使华为能够及时反馈行业发展趋势,解决职业学校与工业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自2004年以来,深圳职业学院已有500多人通过华为HCNA(网络工程师)认证。100多人通过了HCNP(高级网络工程师)认证。华为NCIE(互联网专家)认证了56名学生,占全球通过NCIE认证学生总数的1.2%,在大学中排名第一。

校企合作:学会运用经济杠杆一般来说,深圳职业学院的校企合作具有“兼顾规模和规模”的特点。

深圳职业学院选择与华为、阿里巴巴、平安等大型企业合作建立8所特色学院。

深圳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陈秋明认为,深圳职业学院从校企合作中获得的经验是通过与一流企业的合作,共同打造特色学院。学校和企业共同制定专业标准,共同开发课程,共同建设教师队伍,共同培养技术和技能型人才。

另一方面,鉴于深圳中小企业比重较大,但缺乏技术创新能力,深圳职业学院希望通过为中小企业提供研发等技术服务,建设深圳中小企业技术研发中心。

今年,深圳职业学院与比亚迪联合成立了“比亚迪应用技术学院”,计划在大约五年内将学院建设成为集人才培养、技术应用研发、创新孵化、标准研发和社会服务于一体的特色产业学院。

深圳职业学院汽车运输学院院长董祝融认为,这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校企合作模式。

根据相关协议,比亚迪将选择高层次人才担任学院首席科学家,负责规划学院的资源配置。

学院实行双院长制,深圳职业学院任命员工担任学院执行院长和学校联络官。比亚迪将任命一名高级经理担任企业的业务总监和联系人。

董柱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比亚迪汽车电子研发工程师是其汽车专业的培养方向。

在专业课程设计方面,也采用“逆序”模式,围绕就业岗位设计课程体系,注重比亚迪产品和技术的应用,以主题合作的形式服务于企业的产品需求。

董柱荣认为,校企合作不应增加企业负担。学校和政府在办学上投入相应的资金是很自然的。他们应该学会使用经济杠杆来调动合作企业的积极性。

在与比亚迪的合作中,学校和企业都投入了资金和资源来办学。深圳职业学院汽车学院已向企业转移了一些实训课程。学校购买设备,企业提供场地,维护设备,并负责学生住宿。

事实上,在企业中直接进行轮训就是把实训环节放在首位,降低企业的人员培训成本,节约校企合作的运营成本。企业中的轮岗培训也能使企业文化更好地与学生融合。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高卫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也需要计算成本和收益。如果成本大于收益,企业的积极性不高。

高卫东建议使用政府补贴来降低企业成本。高职院校也可以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一些棘手问题。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王守彬认为,校企合作的成本分担不能是强制性的,即使立法是“硬分担”,也难以奏效。只有主动和自愿,才能有可持续和高质量的校企合作。

王守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个企业的盈利能力决定了它必须先获得“利益”,然后才能与学校积极合作。

这种好处可能来自政府对职业教育的特殊补贴,或者税务部门可以减免(部分)税收,或者学校可以为企业提供后备人才或科研服务。

让企业承担实习带来的安全生产风险和缺陷产品成本,但与学校合作获利,无异于向老虎寻求庇护。

王守彬认为,职业教育是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最密切的教育类型,具有很强的“地域性”。

高职院校必须依靠地方企业办学,走产教结合的发展道路,最终为地方企业服务,实现校企双赢发展。

深圳职业学院的模式可以复制吗?作为职业教育的“领导者”,深圳职业学院享有盛誉。每年,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高职院校都来学习和借鉴它。

深圳职业学院的模式可以复制吗?这个行业的声音并不一致。

一些学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深圳职业学院的发展不可忽视,因为深圳有巨大的金融投资。

根据相关数据,深圳在2018年向深圳职业学院拨款13.47亿元。2017年财政预算拨款为11.865亿元,是北京另一所顶级职业学院——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财政预算拨款的两倍多。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王守彬认为,顶级职业学校的优异成绩不仅与自身的努力有关,还与区域工业经济环境提供的隐性丰富的职业教育资源密切相关,包括与其专业相匹配的产业链、能够在学校使用的兼职教师(工程师)、丰富的实习和就业岗位、接近市场和科技前沿的研发项目等。

以深圳为例。它拥有全国最先进的工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很大。政府每年也逐步增加对职业教育的投资。职业教育的特点是规模小、层次高。

王守彬认为,对于绝大多数高职院校来说,深圳职业学院享有的高额财政补贴只是令人羡慕的,根本无法预料。

政府的高额投资很容易帮助学校形成良性循环。

以深圳职业学院人才招聘为例,学校设立了高层次人才工资专项资金,并建立了协议工资、年薪制、项目工资、专项补贴、一次性奖励等多种工资奖励和分配制度。吸引高层次人才上学和兼职。

深圳职业学院组织人事系副主任苏梅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深圳市财政每年拨款3000万元从学校引进高层次人才。

对于高层次人才,深圳职业学院往往采取灵活就业和“一物一议”的方式。

对于一些高水平的熟练兼职教师来说,只要他们符合条件,他们就可以得到四倍的班级工资。

丰富的财务保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高端人才的聚集。

目前,学校引进了7个高水平创新团队,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霍夫曼的研究团队、15名特聘教授、17名全职人才和24名博士后。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高卫东认为,政府为当地管理和经营的职业学院划拨的资金数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政府的财政状况。

深圳经济强劲,工业发达。这些资源往往使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职业学校远远落后。

王守彬认为,城市和高等职业教育是互利共生的。城市发展滞后,财力不足,难以支撑高职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高等职业教育管理不善,也不受当地企业的欢迎。招生“进口”和就业“出口”会出现问题,容易形成恶性循环。

政府的高额投资还会增加学校对政府财政的过度依赖,导致学校的活力和“野性”能力逐渐丧失。

王守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要判断一所学校是否做得好,不仅要看它取得了多少成绩,还要看学校的“表现”,即在占用多少资源的情况下取得了多少成绩。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许多民办高职院校凭借其“野性”的能力为国家培养人才,为企业提供后援,却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补贴,这是“高中成绩”的典型例子。

从教育公平的角度来看,政府应该立法给予民办高职院校一定的补偿。

从科学评价的角度来看,一所普通高职院校应该有“财政+学费”、“研发收入”和“培训收入”各占三分之一的资金来源,而不是“无底”式的政府财政高投入。

许多学者认为,深圳职业学院这一顶级职业学院的发展是建立在政府强有力的财政支持、支撑和先进的产业集群以及尖端人才的“虹吸现象”之上的。

对于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很难复制,也没有必要盲目复制。

“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办好高职院校,形成健康发展的秘诀在于控制规模,树立特色,树立质量。

”王守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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